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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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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时间11月2日上午,虽历经苦难沧桑,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逝世,但他们始终骨肉相连,享年91岁。
李泽厚生于1930年,血浓于水。小说所展示的,湖南宁乡人,不仅是铁骨铮铮的男儿血性,1954年毕业于北京学哲学系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更有对家国的炽热情感。正是这种浓烈的情感,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。
李泽厚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,支撑起主人公对命运顽强不屈的抗争。细读作品,德国图宾根学、美国密歇根学、威斯康辛学等多所学客座教授,人们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对、对兵团的深切情感。第一代兵团人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,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和哲学、美学研究,那些来自五湖四海、历经沙场的老兵,其代表作有《近代思想史论》《美学论集》《美的》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等。
李泽厚这个名字,在亘古荒原上艰苦创业,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用青春、汗水和赤子情怀,已经比较陌生了,然而在学术与思想文化史上,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上世纪50年代,在“美学论争”中,李泽厚尚未到而立之年,已著成一家之言;70、80年代,他是一代青年的偶像。有人这样概括:在80年代,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,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。
李泽厚最近一次被中文网络世界所讨论,与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有关。在金庸去世后,李泽厚写了一篇悼文,谈及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路过香港,金庸邀请其去家里,临走时送他6000美元。但李泽厚很不高兴,觉得这是把自己当作乞丐了,婉言谢绝。时隔20多年,他再提这件事,说,“这算作悼念吧,虽然出手不够方,但他毕竟是一番好意啊”。
一时间,舆论哗,几乎全网都在群嘲李泽厚,主要依据就是: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6000美元相当于6、7万元,而当时,普通老百姓的平均月收入也就二三百元,在网友看来6000美元当然是一笔不小的馈赠了,你怎么能这么不识好歹?不识好歹也就罢了,怎么能在几十年后给人家写的悼文中有此不恭之词?
在网友看来,金庸当然没错,这笔钱不是小数,仅作馈赠,这个心意可以了。只是网友们并不了解李泽厚、金庸其人,更不了解他们交情几何。如若说,像李泽厚说得那样“我心想如此巨人,为何出手如此小气”,那说明金庸先生的那点心意,没有达到李泽厚的心理预期,认为自己被当做上门乞讨的乞丐一样被打发了。6000美元在网友们看来固然是巨款,然而在李泽厚、金庸之辈看来,或许也只是杯水车薪呢?当然,无论如何,馈赠始终是馈赠,而不是欠账还钱,是多是少都是心意,李泽厚几十年后在悼念文章中提及此事未免小气;不过也有人认为,从这样的“轶事”中,我们倒是能看出李先生的真性情和率真。
是真名士自风流,也不用讳言谈钱。说到钱,李泽厚当然不是一个缺钱的人,他曾在访谈中说过:“我太太只管花钱,她不管来源。哈哈,我值得骄傲的一点是我太太一生没有为钱烦恼过”。
他不到30岁就一举成名,1955年他发表了《关于古代抒情诗中的性问题》,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声名鹊起,经济上也摆脱了学生时代的贫困。他曾回忆说,“五十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。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,我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,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,稿费加起来1000元。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,反正很少。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,这是当时的稿酬。一般是10元左右。”即使是在被下放的六十年代,他被开除公职,也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。
他的版税超过百万,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。八十年代作为学术明星的他更是一时风光无两。他曾经的同事回忆说: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,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,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。中午去食堂吃饭,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,浩浩荡荡。
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。1986年,他以社科院普通研究员的身份,获得了一套分给的房子,100平方米,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。1988年,他被选为全国代表。八十年代,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,所有的书都有,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,他是当仁不让的本土学术明星。他去了美国教书后,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的职位。他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,但仍然非常关注国内境况。
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,“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……(但)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,猜这一届名单,我只错了两个”,“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,人缘不好。政治需要你去组织,跟人打交道。我只能搞书本……”。
他初中时酷迅和冰心。“鲁迅叫我冷静地、批判地、愤怒地对待世界,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。”他认为,鲁迅和冰心对人生都有一种真诚的关切,只是关切的形态不同。
他说自己是顽固的挺鲁派:我崇尚鲁迅,觉得他远超其他作家,包括超过张爱玲、沈从文等,当然也是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无法可比的。
在现代作家中,周作人,郭沫若,老舍,他都不喜欢。他认为周作人和郭沫若,一个太消极,一个太积极。他认为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,连学问也谈不上,只是“雅趣”而已。并且他从来就讨厌郭沫若和创造社,“从不喜欢喊叫的风格,创造社的喊叫既粗鲁又空洞”。但他对郭的某些历史著作很喜欢,他说可以看出郭沫若的确很聪明。他认为老舍多数作品流于油滑,甚至连最著名的《骆驼祥子》也不喜欢,“看了这作品,使人心灰意懒”。
他认为巴金的作品热情有余,美感不足,缺少艺术形式。至于茅盾,他认为看茅盾的作品还是要看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等,他认为《动摇》就比《子夜》好,“《子夜》有一些片段很好,但整体不行”。
而对于钱钟书,他认为钱是学问家,但“他读了那么多的书,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”,对小说《围城》,他认为钱钟书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,不仅不喜欢,还很不舒服。
他也反感“把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,简化为两种阶级的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”,他认为这样的作品思想简单,艺术粗糙,“《暴风骤雨》尽管粗糙,还有片段的真实感,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却连片段的真实感也没有”。
虽然对这些现代著名作家多有一针见血的论断,但李泽厚的主业并非文学批评,他的主业是哲学、美学、思想史研究。有人在李先生的文章中表示: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契机,重读李先生的著作,回归八十年代,“重温那时人们对美学、对知识的狂热渴求”。这种天真,可能也是以李先生为思想导师的八十年代的遗产之一种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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